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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明清黃河水患與下游地區的生態環境變遷

歷史真有趣 2022-04-07 16:40:40


黃河從河源流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陜西、河南、山東九省區,流程5494公里,流域面積752443平方公里,是我國北方第一大河。古代的黃河流域,氣候溫暖濕潤,河流眾多,池沼湖泊星羅棋布,森林茂密,水草豐茂,適宜于各種動植物的生長,是人類理想的棲息之地,古代人類文化遺跡遍布其間。所以長期以來,黃河流域被譽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黃河也被稱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然而,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黃河流域的自然環境卻日益惡化。具體表現在黃河水患從先秦到宋元呈不斷加重的趨勢。延至明清兩代,終于成為我國歷史上黃河水患最為嚴重的時期。而這一時期的黃河水患對下游地區的豫中、蘇北平原的生態環境變遷又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明清黃河下游水患概述

明前期的138年間,黃河下游河道決溢次數之多,河道變遷之頻繁,不減于奪淮之初的金元兩代。僅據明史記載,從洪武元年(1368)至洪武三十年(1397),黃河就在豫東平原決口13次。

從永樂二年(1404)至宣德六年(1431)的二十七年間,黃河在開封一地就決溢10,一代古都屢遭摧殘,城內外百姓深受禍殃。如永樂八年(1410)的一次河決,開封城墻被沖壞200余丈,“民被患者萬三千余戶,沒田七千五百余頃

宣德以后的正統至弘治年間(14361505),黃河在河南決溢的次數仍十分頻繁,山東和南直隸(今江蘇、安徽兩省)也時有發生。正統二年(1437)剛堵住陽武、原武、榮澤的決口之后,黃河又決蹼州、范縣。三年(1438)“河復決陽武及邳州,灌魚臺、金鄉、嘉祥。越數年,又決金龍口、陽谷堤及張家黑龍廟口,而徐、呂二亦漸淺,大黃寺巴河分水處,水脈細微等等。

明后期從正德元年(1506)到崇禎十七年(1644,黃河下游河道主要流經河南、山東、南直隸,會淮水入黃海。這一時期,由于河南境內的北岸堤防基本形成,此后南岸也修了堤防,河南境內水患發生次數減少,水患發生重點轉移到山東和南直隸境內,又具體集中在山東的曹縣、單縣和南直隸的沛縣和徐州一帶。泛濫決溢次數和為害程度仍十分嚴重。如弘治十八年(1505),河道忽然北徙300,至宿遷小河口。正德三年(1508),又北徙300,至徐州小浮橋。四年(1509)六月,又北徙120,至沛縣飛云橋。這段時間黃河不斷北徙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南面故道淤塞,而南面越是淤塞,北面的決口也越厲害,形成惡性循環。再加之單縣和豐縣之間河道狹窄,河水難以容納,故黃河經常在黃陵崗、尚家口等地決口,致使山東曹州、單縣等處土地房屋多被淹沒,江蘇的豐縣縣城多次被水圍困沖毀,被迫遷徙;河水漫流無涯,河道不斷擴寬,兩岸相距100多里。嘉靖中期,黃河在曹縣、徐州等地連年決口,決溢位置逐漸南移,這時又值河、淮、運矛盾交織,河道不斷淤淺改道,形成多股分流的局面。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黃河竟分流11股之多。其中一支趨東北經段家口析而為六,日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河、飛云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另外一支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析而為五,日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由于河道亂流,難以治理,導致山東曹縣至江蘇徐州之間250多里的故道全部淤塞,從此以后,黃河在蘇北平原多股奔流,“忽東忽西,靡有定向

萬歷年間,河患仍集中于徐州上下,為害程度更重。如萬歷元年(1573)河決房村。二年(1574)淮、河并溢”,洪水淹沒徐州城墻過半,持續時間長達三月。徐州四門俱塞,城始有裂意。三年(1575)八月河決碭山及邵家口、曹家莊、韓登家口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徐、邳、淮南北漂沒千里。從此,桃源、清河一帶的河道全部淤塞,幾年之中,潛船堵塞,淮、揚地方水患嚴重。同年,黃河又在曹縣、豐縣、沛縣、桃源等地決口,豐、沛、曹、單、金鄉、魚臺、徐州、睢寧等地均是茫茫大水。萬歷、天啟間,蘇北地區的黃河水患史不絕書,河道淤塞與百姓漂溺交替出現,而且愈演愈烈,一直持續到明朝滅亡。

清代黃河水患更趨嚴重,從清初到道光末的200多年中,黃河大的決溢有83,平均每兩年多一次。從嘉慶到清末的61年中,大的水患共56,幾乎是每年一次。

順治元年(1644),黃河歸入故道,此后,黃河即固定在一定的河道內,從順治初到咸豐五年(1855),雖決溢泛濫連接不斷,但未發生大的改道。

康、雍、乾三代號稱治世,百廢俱舉,然在其統治的133年間,黃河大的決溢即有41個年份,平均約3年一次。康熙元年(1662)至十五年(1676),黃河13個年份共18次決口,平均不到一年一次。而且每次決口之后,流經之處就淤為平地。如康熙元年(1662)至四年(1665),黃河連年決口,16621年之中決口3,五月河決曹縣石香爐、武陟大村、睢寧縣孟家灣。六月,“決開封黃練集,灌祥符、中牟、陽武、杞、通許、尉氏、扶溝七縣。七月再決歸仁堤。從此淮陽水災不斷。

這一時期,河南、山東和南直隸境內均有決溢,河南約占三分之一左右。省內的武陟、鄭州、陽武、中牟、祥符、蘭陽、儀封、睢州、考城等地曾多次受災。南直隸受災次數約占三分之二,其中碭山、豐縣、沛縣、銅山、睢寧、宿遷、桃源、清河、阜寧等地為決溢重點,尤其是睢寧、銅山兩縣決溢最為嚴重。每次決溢,沿河州縣均被淹沒。如十八年(1753)秋天,黃河又接連在陽武和銅山兩處決口,沖塌河堤200余丈,大溜入洪澤湖,奪淮而下。這次河決之后,清政府連年治理,不曾停止。但直至乾隆末年,黃河決口幾未停止。

嘉慶、道光時期,黃河形勢繼續惡化。這一時期,黃河河道的淤塞情況十分嚴重。時時發生黃水倒灌現象。決溢地點先是集中在睢寧上下,后又逐漸上移到河南境內。如嘉慶二十四年(1819)七月,“河溢儀封及蘭陽,再溢祥符、陳留、中牟。不久陳留、中牟、祥符俱塞。這一時期,由于連年決溢淤積,河床迅速升高,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優慮。嘉慶二十五年(1820)御史王云錦回家途中路過黃河,見到河南境內的原武、陽武一帶,河堤高如山嶺,堤內甚是低下,河堤高出河灘約有l8尺。僅過了1年時間,到了道光元年(1821)河堤高于河灘就剩下約8—9尺。河灘的淤積速度實在令人吃驚。河道愈淤,河身愈高;河身愈高,決溢次數愈多。道光末年,黃河下游河道已無法治理。黃河南流不暢,只好向北擺動,終于導致了咸豐五年(1855)的銅瓦廂大改道。

銅瓦廂決口之后,黃河主流先是向西北漫流,淹沒河南的封丘、祥符兩縣,又轉而流向東北,淹沒蘭陽、儀封、考城及北直隸(今河北省)的長垣等縣。即分為幾股漫流,至山東張秋鎮會合人海。當時,,無暇顧及治河,致使決口不斷擴寬,給河南、河北、山東三省的一些州縣帶來巨大災難。山東的荷澤縣首當其沖,“平地陡漲水四、五尺,勢甚洶涌,,廬舍田禾盡被淹沒。濮州、范縣、壽張等縣也相繼淹沒。此后的一段時期,河南的考城、河北的開州、東明、長垣等縣,山東的荷澤、濮州、范縣、齊河、利津等縣就成了經常蒙受水患的地方,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

二、明清黃河下游水患之原因分析

明清時期,黃河在下游如此頻繁地決溢泛濫,主要是由于河水中挾帶大量泥沙,使河道不斷淤積抬高所致。

黃河水中的泥沙,主要來自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地區。黃河上游從河源到內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的河口鎮,全長3470多公里,落差為3800多米,上部是高山草原區,下部是峽谷和寧蒙平原區,流域面積385966平方公里,中游和上游相比,流程短,流域面積和落差都相應減少,除黃河主流流經黃土高原外,匯入其中的支流也全都來自黃土高原。黃土高原土壤疏松,一遇沖刷,即流人水中順流而下,因而成為黃河泥沙的主要來源地帶。明清時期,黃河從中游地區挾帶的泥沙驟然增多,因而導致黃河下游的水患較之前代也更加嚴重。從河南鄭州桃花峪到山東墾利縣,是黃河的下游,河段長786公里,落差95,流域面積22726平方公里。匯入的主要支流有金堤河和大汶河。這段河道的基本特點是水勢平緩,河道寬淺散亂,泥沙淤積嚴重,河床逐漸升高。

明清時期黃河中游地區泥沙增多,當和這一時期森林植被的破壞有直接關系。

黃河中游森林植被的破壞從先秦時期開始,但那時僅限于部分平原地區,山地森林植被完好無損,對黃河基本沒有影響。所以這一時期,黃河很少發生水患。目前見于記載的僅有周定王五年(602)的一次改道,秦漢時期,黃河中游山地的森林開始遭到破壞,下游水患相應增多,平均約28年一次。唐宋時期,是黃河中游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時期,下游水患發生率遠比秦漢時期為多,平均不到六年一次。明清時期,是中游森林遭到徹底破壞的時期,也是下游水患最為嚴重的時期,平均每兩年多一次。

明清時期黃河中游山地森林植被的徹底破壞,完全是由于土地開墾、建筑用材和過渡畜牧所致。

山西北部偏關之間的長城附近,山勢高險,林木茂盛,自明初就被視為北部邊防的第二道屏障,可是僅百年左右,這道屏障就受到嚴重破壞。首先是北京的達官貴人、邊境的駐軍將士、本地的居民都紛紛進行采伐,每年販運到北京的大木不下一百多萬株。很快,滿山林木十去六七。后來采伐的人更多,常常是百家成群,千夫為鄰,逐之不可,禁之不從”,“林區被延燒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數里如掃。到明代中后期,這里的森林已被砍伐殆盡。

陜西關中地區終南山的砍伐范圍也不斷擴大,漢唐兩代砍伐的范圍還都局限于長安城附近,到了明代,長安以西戶縣的澇峪就成了砍伐的重點。明代初年曾對終南山實行封禁,對森林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后來百姓入山居住,開墾者越來越多,政府置巡檢司進行管理,從此開始了這里的森林破壞。清代中期,終南山的森林破壞范圍擴大到周至縣境內的秦嶺山地。清代后期,這里的辛峪、黑峪、西駱峪的林地逐漸都得到墾種,農田從秦嶺山地到渭河河谷連成一片,森林面積僅保留在距秦嶺山脊二十公里的范圍之內。隴山的情況也是一樣,山東側的靈山,原來森林密布,清初已是乏石乏水亦乏林木。山西南的清水縣和寶雞縣之間的往來道路,原來由于其間森林的層層阻隔,行路非常困難。到了清代中后期,已成坦途,森林蕩然無存了。

除大肆砍伐外,明清中游地區的森林破壞還和當地的農田開墾有關。橫山山脈和呂梁山山脈在明代都有大量的屯田。如明神宗萬歷年間,延綏鎮的屯田即有48000余頃,雁門、三關以南的屯田也有33700的余頃。當時黃土高原的屯田錯落在萬山之中,崗阜相連”,“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明代的邊地屯墾,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邊軍一時的用糧問題,卻使屯區的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也給下游地區的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清代中后期,為了緩解耕地嚴重不足的局面,乾隆皇帝曾親自下令開墾山頭地角的畸零土地。這樣一來,土地開墾量又是大幅度增加,對森林的破壞也就更加嚴重了。

與此同時的過渡放牧使六盤山及其附近地區的森林也遭受到極為嚴重的破壞。明代重視養馬,設立苑馬寺監專門管理,苑馬寺下轄624,地域分布很廣,僅六盤山周圍就有甘肅的環縣、慶陽,寧夏的固原等,監牧者的砍伐開墾和馬匹的踐踏啃食使六盤山北段的森林歸于烏有。此外,還有賀蘭山的松山一帶和橫山山脈的靖邊、定邊、志丹等縣的牧馬監苑,對森林的破壞也都是非常嚴重的。

另外,明清時期黃河中游地區草原的破壞也很值得注意,破壞的原因也是由明初的屯田開始的。明王朝除動員當地百姓盡力開墾外,還實行民屯、軍屯和商屯。每軍士按規定開墾50100畝不等的土地,有的地方竟高達200畝。當時黃土高原的延綏、大同、太原、固原、寧夏等地都是明代的軍事重鎮,駐軍人數眾多,開墾數量相當可觀。因為從內地運糧到邊地十分困難,所以很多鹽商干脆雇傭勞力在邊地開墾,就地交糧,換取鹽引以獲得食鹽。這樣,民墾、軍墾、商墾三者結合,使得邊境地區成為開墾重點,最后幾乎是無地不墾、無處不墾了。清代末年,農業地區又越過長城,繼續向北延伸,長城以南的草原基本是無所遺存了。

森林植被被破壞以后,疏松的黃土暴露于地面,一遇暴雨即大量流失。這種情況以陜北的黃土高原地區最為嚴重,這里的無定河、延河、北洛河、涇河、渭河都是含泥沙量很大的河流。如康熙元年八月初九至二十五日,山陜地區發生連續十七天的大暴雨,涇河、渭河發生特大洪水,北洛河、汾河、涑水河、沁河、伊洛河等都出現特大洪水,黃河中游地區到處是諸谷皆溢,淹山走陸,平地水涌,漂沒人家無算

憑心而論,明清兩代政府對治理黃河都非常重視,治河官員大都盡心盡力,忠于職守,但他們都是著眼于下游的河道疏浚和堤防修筑,而忽略于對中游地區的環境治理,甚至在對下游進行治理的同時又對上游生態環境肆意破壞,實際上是治標不治本甚至是治標害本。所以盡管幾百年間治理不斷,而河患卻愈演愈烈,一直伴隨著封建王朝的滅亡。

清道光時戶部郎中梅曾亮看到安徽棚民開墾山地種植糧食的奏稿,感到很對。但事后到實地調查,卻聽到了完全相反的議論,當地百姓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歷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石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斧斤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俱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污不可貯水,畢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無稅之傭而清有稅之戶也。聽完這些話以后,梅曾亮完全改變了自己原來的看法,認為老百姓講得很對。此事雖針對南方的山地而言,也完全符合黃河中游地區的情況。假如不是幾千年來的無計劃開墾、放牧、亂砍濫伐,使綠色植被遭到嚴重破壞,黃河中游的自然環境當不會惡化至此,黃河下游的水患也不會這般嚴重了。

三、明清黃河水患對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影響

明清黃河水患的后果是相當嚴重的。它使黃河下游豫中、蘇北等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到極大破壞,嚴重影響了這一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環境惡化的主要特征是黃河河道的不斷淤積,使河床不斷加高,形成地上懸河。如嘉靖十三、四年間,都御史劉天和奉命治理和疏浚河南蘭考至山東魚臺間的黃河故道。當劉天和視察河道時,發現自趙皮寨東流故道,凡百二十余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有五尺。自梁靖東流岔河故道,凡二百七十余里,而始至谷亭,已悉為平陸。劉天和把從河南蘭考趙皮寨到山東魚臺谷亭的這段長390里的河道分為兩段,一段從趙皮寨到梁靖,河床比南流(即從趙皮寨奪渦河南流的河道)高出一丈五尺,顯然是地上懸河無疑。這段河道原是元代賈魯修河故道,修成之時岸高水低自不待言。賈魯修河為元至正十一年(1351),劉天和視察為嘉靖十三年(1534),相隔183,河床淤高至少一丈五尺。賈魯治河時,百姓自認百年千載之后,仍能享受其利。不料在一百八十年之后,竟能淤塞如此。其它河道的淤塞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從梁靖到谷亭一段河道完全被淤為平地。

明代黃河在豫東平原的支流很多,各個河道的淤積也很引人注目。如開封附近的蔡河,洪武八年(1375)黃河在開封大黃寺決口時,主流曾南下奪蔡挾潁入淮。其時蔡河既能和潁河共同容納黃河的水流,河道寬深當具一定規模。洪武二十四年(1391)黃河又在河南原武黑洋山決口,下游還是奪蔡河和潁河南行。說明這時蔡河河道仍可稱道。到洪武三十年(1397)蔡河河道即告淤塞,難以為流,遂使黃河在開封決口。

河床不斷淤積,河身不斷抬高,要防止水患的發生,只有不斷的加高堤壩。到清雍正七年(1729),朝廷正式規定每年加高河堤五寸。朝廷如此重視,說明河道淤積之普遍性和嚴重程度。但這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水漲沙淤的速度遠較此為高。

黃河淤積對下游地區湖泊的影響也是非常嚴重的。例如河北平原的大陸澤是見于記載的一個很大的湖泊。據唐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的記載,唐代湖面的范圍還相當廣大;到了清代中期,大陸澤已被分割為兩個不太大的湖泊。至今,這里已經是一片平地,杳無湖泊的蹤跡。至于小的湖泊就更難幸免。

此外明清時期黃河下游的許多城市也因為黃河的頻繁泛濫和嚴重淤積而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以古城開封為例,開封在歷史上曾數為國都,明代為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封地,從明初開始,開封即水患嚴重,屢受沖淹淤積之患。最嚴重的是崇禎十五年(1642)的人為掘堤灌城和道光二十一至二十三(18411843)年間的河道決溢。明崇禎十五年,明軍和農民軍對峙于開封城內外,最后掘開河堤,以水灌城,使開封城遭到滅頂之災。水退之后,城中著名建筑大相國寺僅露一丈多高的殿脊。另一著名建筑鐵塔從塔基向上被淤一丈多深,很多居民房屋被深埋于一丈以下。開封周圍的城墻也由于泥沙的淤積而變得十分低矮。清代前期,不得不在原城墻上再加筑新的城墻。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黃河在開封附近連續決溢,開封又受到嚴重沖淹,水后鐵塔下面的八棱方池淤為平地,相國寺的淤沙也有好幾尺。繁塔亦是開封的著名建筑,建于城內高阜繁臺之上。崇禎十五年大水之后,繁臺被淤,前臺只有二、三尺高,后臺尚高兩丈有余,東西南北長寬各百余步。道光年間的水患之后,這里僅留的遺跡也被完全淤平。據今大致估計,崇禎十五年和道光年間的兩次大水,開封城內的淤積最少在7-15米之間。城外的淤積可能更厚。

開封如此,沿河的其他城鎮也難于幸免。

頻繁的河患還使流域內的土質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給農業生產帶來嚴重影響。僅以豫東平原為例,明清兩代,這里的土壤沙化和鹽堿化程度就很嚴重,明人詩歌中這方面的記載比比皆是。如楊慎廣武城邊河水黃,沿河百里盡沙崗、沈荃寒沙白債埋遺鏈等。都是描寫其時豫東平原土壤沙化的情況。崇禎十五年,開封遭水灌之后,“幅員百里,一望浩渺”,豫東平原盡成澤國。其后水涸沙淤,“昔之饒裕,咸成堿鹵,土地皆為石田。雍正三年(1725)豫東平原的中牟、陽武、封丘等縣曾幾次被沖淹,水災過后,這些縣的土地有被漫漲流為支河者,有水去沙停變為沙灘者,有地土變為鹽堿者。中牟縣土地鹽堿、沙化的程度也最重,縣北白氣茫茫,遠望如沙漠,遇風作小丘陵,起伏其間。縣南多薄沙不能耕種,“沙壅成崗,每風起沙飛,其如粟如菽者,刺面不能正視,輪蹄所過,十步之外,蹤跡莫可辨之

另外,數千年以至明清末期,黃河下游流域的丘陵沉淪,平原地勢高起,都是黃河沖淹淤積的結果,限于篇幅,這里就不一一具述了。

當然,黃河淤積也不盡是沙堿,也有肥腴的土壤。北宋時人曾對黃水作過仔細觀察,發現黃河水流的淤積情況因季節而異。盛夏洪水淤積為膠粘土,最為肥腴,有利于農作物的生長,所以后來引黃淤灌多選盛夏;初秋淤積為黃灰土,屬粉砂壤土,不如盛夏淤積之土;深秋之淤為白灰土,屬沙質壤土;霜降以后所淤就完全是沙了。

四、對未來黃河下游形勢的展望

明清以后,黃河泛濫決溢并未停止,并且舊的危機雖然過去,新的隱患又悄然而生,這就是近幾年來頻頻發生的黃河斷流現象。

黃河如此頻繁地斷流,至少暗示著以下兩個隱患,一是黃河的重新改道。二是黃河的消失。如果當真發生黃河大改道,下游流域的人民就會重罹漂溺淤積之苦。

因此要徹底解決黃河斷流的問題,一定要堅持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原則,首先要有計劃退耕還林還牧,植樹種草,加強對綠色植被的保護,增強土地涵養水分的能力。其次是要對黃河水資源合理利用,防止亂截亂堵現象,保證主河道中有足夠的水源。

來源:《江海學刊》2001年第5期。注釋略。

作者簡介

馬雪芹,杭州師范大學教授。主要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出版著作12(獨著4部,參編、合著8),在《光明日報》《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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