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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英:關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證

明清史研究輯刊 2022-04-02 11:48:01


著名清史專家何齡修教授指出:在清史史料的研究和運用上,歷來有三種傳統,或稱三派。他們是:(一)以孟森先生為代表,主要是精讀“正史”,分析、比較正史的記載,此可稱為“正史派”;(二)以朱希祖先生為代表,主要是重視野史、筆記。稗乘所提供的史實,此可稱為“野史派”;(三)以李光濤先生為代表,主要是運用檔案、契約文書進行研究,此可稱為“檔案派”。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何先生曾經解釋說:“清史資料汗牛充棟,任何勤奮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窮畢生之力,都只能研讀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研究的‘個體小手工業’時代,前輩學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試圖解決這個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1]。

何先生的見解是正確的。清史資料確實是浩如煙海,汗牛充棟。正史有《清史稿》、清代歷朝實錄、清代“三通”和“續三通”、方略等;檔案,僅存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中央級檔案就有960多萬件(冊),各地方的檔案及個人檔案更是美不勝收;野史、筆記、稗乘中,僅“明季野史,不下千家”[2],清代的種類數目更是相當繁多。這就給清史專家的研究工作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了以上三派。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以上三派的出現,既受到清史史料的限制,也受到研究者研究范圍的限制,更與一些歷史原因有關系:

(一)就正史派而言,孟森先生于民國后專力治史,尤專清先世事跡。這就決定了孟先生治史,必本中國傳統方法,即精讀正史,分析、比較正史的記載。他的“正史”,就是指紀傳體史,主張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體并行。正如著名明清史專家商鴻逵先生所說:孟先生治史,善于發現問題,考證一事,必有所為而為。并且長久積累史料,深人探索情實,求明真相原委。他一生寫過很多頗具影響而又堪稱留世的著作。《滿洲開國史》可謂其中之一。該書主要是考究清朝源流,“集中揭發二百年間清與明之關系真相”[3],批判清朝統治者歪曲歷史事實真相的謬論。孟先生詳細分析了清朝史料,精湛考證,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從清官書中尋找記載矛盾之處和“漏見于無意中者”,如在論述奴兒子都司所設衛所時,以《明史》中的《地理志》和《兵衛志》兩者記載中的矛盾為突破口,廣征博引,終于弄清了事實真相;再有,他以明、清兩代所撰史書及朝鮮實錄相對照,“對讀之自明”[4],弄清了明代建州女真的許多歷史事實。

孟森先生本中國傳統方法致力于明清史研究,成績斐然。他一生寫了近百篇論著(其中絕大部分收人商先生編輯的《明清史論著集刊》和《續編》中),還有包括《明清史講義》等數部斷代專著,這些論著于明清兩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動皆多具灼見明識,超越前人,在國內明清史學、尤其是清史學建設方面具有開拓性[5],也正是這樣,孟先生成為國內公認的明清史、特別是清史的泰斗。

孟森先生的及門大弟子商鴻逵先生繼承了孟森先生治史以尊重史實為主的優良傳統,他的著作在研究歷史問題和評價歷史人物時,總是以正史官書為基礎,在精心選擇和運用史料的基礎上,實事求是地進行全面分析,因而考析詳明,持論得當,多具灼見。他的《康熙南巡和治理黃河》一文,堪稱這方面的杰作。商先生在此文的前言中即申明:“本文以《清實錄》記載為主,旁參別著。”文章詳盡地論述了康熙治理黃河的規劃、施工中的斗爭及南巡視察河工的情況,對治河成效及康熙本人的貢獻作了相當公允、客觀、妥帖的評價。商先生一方面指出:康熙“制成一套經理河工方案,為后來所遵循”,其對黃河的治理“應看作是統一和鞏固中國的重要措施之一”,“對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也對康熙提出了批評,如對待靳輔及其“惟一得力助手”陳潢的冤案,,潢竟不及。這應當說是玄燁在處理政務上的一個大缺失。”[6]商先生以這種客觀、公正的評價,實踐了自己“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分析歷史人物”,“做到既不溢善,也不隱惡”[7]的原則。論文發表后,商先生曾對筆者說:“這是我最為得意的一篇文章。”

由上所見,孟先生和商先生的論著完美地體現了正史派的治學原則和治學精神,其貢獻在明清史界、尤其清史界是巨大的。

(二)就野史派而言,野史派的產生自然與明末野史、筆記的大量出現有關。這是因為,作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記》歌頌農民起義外,其余諸書均只歌頌帝王將相,貶斥農民革命和人民反抗斗爭,稱反抗者為“賊”、“寇”。可見,人民革命在正史中是不占有一席之地的,而野史正好補充了正史的這一缺陷。野史、筆記為什么能在明末清初大量出現呢?

明朝末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推翻了統治中國長達270余年的明朝。明朝滅亡以后,由滿族貴族統領的清軍趁機人關和南下,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由此激起了各階層的廣泛的抗清斗爭。正如著名的明清史學家謝國恢先生所說,這一時期,一些手無寸鐵、無權無勢的文人,懷抱著豪邁英勇的氣概,拿起一支支禿筆,記錄下了一曲曲英勇悲壯、可歌可泣的抗清斗爭史實,以此振聾起情,喚醒群眾斗志,進而改變山河。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一步步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災難日趨深重,一些憂時奮世之士,鑒于國勢之凌替,外患之頻仍,于是興起了研究明末野史、筆記之風,以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發揚民族氣節,進行反侵略斗爭。

清朝末年,康有為、梁啟超為了進行維新變法,十分重視研究明末清初歷史。梁啟超還多次為其學生謝國幀和其子女講明末清初遺事,謝國恢先生后來研究野史,就是受了梁啟超的啟發和影響。20世紀初,朱希祖先生游學日本,留意于晚明史籍。他說:“讀此等書者,皆有故國河山之感,故能不數年間,光復舊物,弘我新猷。”[8]此后20年間,朱先生南北奔走,廣泛搜羅和采訪野史、筆記,并進行精審考訂和研究,從而確立了野史派在史學界的地位。

謝國幀先生繼承了朱希祖先生的治史傳統。他在研究明清史時,著力收集野史、稗乘、筆記,為此他曾這樣寫道:

我服務于北京圖書館差不多十年,起初是編輯館藏叢書的目錄,后來就在梁啟超先生紀念室里整理館藏金石碑版和做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在梁先生所用的書案上,寫成了《晚明史籍考》、《清開國史料》以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明末奴變考》、《疊石名家張南垣父子事輯》,絡續問行于世。為了研究這些問題,作專題論文,搜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資料。我之有收藏野史筆記的嗜好,就開始于此[9]。

謝國恢先生在收輯野史、稗乘、筆記的工作中,其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他為了編輯《晚明史籍考》,用了將近4年的時間“奔走幾及萬里。凡通都大邑,官私藏書,靡不惜覽,旁及日本朝鮮,力所能及,亦常抄譯不倦,蓋廑廑初稿,而所費精力已為人所不能及矣”②。也正因為這樣,謝先生的著作受到學界先輩的交口稱贊。柳亞子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是這樣評價《晚明史籍考》的,他說:

這部書,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個鑰匙。它雖然以晚明為號,上起萬歷,不盡屬于晚明的范圍,不過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這部書,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11]不可否認,野史派在明清史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人不能抹殺的。朱希祖、謝國幀先生等人的兢兢業業的勞動,不僅拓寬了明清史料范圍,而且填補了明清史研究中的一個又一個空白,提供了許多他們的前輩學者所未能提供的新東西。

(三)就檔案派而言,他們在明清史的研究中雖然起步較晚,但貢獻也是卓著的。前面已經說過,清史資料汗牛充棟,任何一個研究者用盡畢生精力也不可能讀完它們。實際上,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960萬件檔案,也是任何一個研究者一生中所不能窮盡的。這么多的檔案,真是研究者們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史料來源。按理說,檔案早就該為研究者們開發利用了,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

清代檔案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御用工具,有一套完整的收藏和保管制度。不僅一般士民無從知曉,就是一些高級官員也難窺其一斑。阮葵生《茶余客話》說:“九卿翰林部員有終身不得窺其一字者。”清朝滅亡以后,雖然檔案的禁銅局面被打破,但此后二三十年間檔案的流散變遷,造成了重大損失。人們所熟知的“八千麻袋檔案事件”即為一個突出事例。這期間,雖有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等人的艱苦卓絕的努力,把從宮中流散出來的8000麻袋檔案搶救出來,并進行了一些分類整理,編輯出版了一些專題史料,但總體說來,檔案由于各種原因,未能被研究者廣泛利用。由此可見,無論是當時的正史派,還是野史派沒有運用檔案,均是情理中之事。

全國解放前夕,。20世紀50年代末,臺灣故宮博物院開始整理這批檔案;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少量公布。這期間,著名學者李光濤先生主持編印了《明清史料》、《明清檔案存真選輯》[12],并寫出了《明清檔案與明清史研究》等論文,提倡并運用檔案進行清史研究。李先生的提倡和親身研究在清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由此他就成了“檔案派”的代表。

70年代下半期,中共中央批準了國家檔案局提出的關于開放歷史檔案的方針,即將1949年全國(除臺灣尚未解放外)解放以前的歷史檔案(民國檔案、日偽政權檔案、清朝檔案、明朝檔案等),除極少部分限制在一定業務范圍內使用外,一般均向國內史學部門和有關科研部門開放。這樣就為學者們利用檔案進行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促進了明清史研究的蓬勃發展。此后,學者們利用檔案寫出了許多有影響的著作。其中,清代經濟、天地會和民間秘密宗教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認為,“正史派”、“野史派”和“檔案派”的貢獻均不可磨滅,但由于正史、野史和檔案均有不足之處(關于這點,已有許多學者明確予以指出,此處不再贅述),也都有局限性,因此研究成果必然會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們在明清史的研究中,應以正史為綱,野史、檔案互為補充。???

為什么要有以正史為綱、野史和檔案互為補充這種提法呢?

我們知道,明清兩代實行極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皇權至上,國家庶政,事無巨細,均由皇帝直接處理。所以,實錄和檔案都是圍繞著皇帝的活動而形成的。各朝實錄記載的都是當朝皇帝親身經歷的各項大事,按年月日排比加工,時序清晰,條目明確,這對于我們查閱史料、研究問題是很方便的。檔案雖然是原始資料的原始資料,比實錄、野史、筆記更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但是,檔案也有致命弱點,正如明清檔案專家單士魁先生所說,檔案“‘多而不全’,就是說,不但現在不全,在清代也不全”[13]著名明清史專家鄭天挺先生也說:“歷史檔案沒有全的,一件事沒有從頭到尾完整齊全無缺的。”在幾百年的風風雨雨中,“有散失殘缺的,有雨淋蟲咬、霉爛掉的”,總之“有頭無尾,有尾無頭,到底聯系如何”,[14]人們常常會感到困惑。野史雖然可以擴充和豐富歷史的內容,彌補正史不足,但由于作者多系文人學士,所見不同,記載歧異,也給研究者的使用帶來極大不便。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清史的過程中,應該也必須以時序清晰。條目明確的實錄等正史為綱。

舉個簡單的例子。人們在研究清代前期直魯豫三省交界地區的階級形勢時,喜歡弓間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雍正密諭三省督撫的《朱諭》:

(三省)接壤之區,人民雜沓,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撫清理疆界外,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聯三省,接壤七縣,而離州縣皆遼遠,文武兵役巡察難周,此處尤為緊要。爾等可各差干員會勘。應如何委專員、撥兵彈壓,應歸某省管轄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

然而,這件《雍正朱諭》沒有日期,細查《清世宗實錄》,我們在該書卷三十一中得知它的日期是雍正三年夏四月戊辰。

由這件小事就可看出,正史在清史研究中的“綱”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我們提出的以正史為綱、野史和檔案互為補充的想法,并非是自己的發明。鄭天挺、商鴻逵先生等前輩學者在他們的研究領域中早已這樣做了。商先生以后的許多學者們,在他們的論著中也都是這樣做的。例如,著名清史專家郭松義先生《論攤丁人地》是學界中一篇很有影響的論文,但這篇論文和郭先生的其他論著都是熟練地運用正史、野史、檔案(包括地方志、文集、年譜、筆記等)的杰作。

我們在這里談了正史、野史、檔案在清史研究中的綜合運用問題,并非否認年譜、地方志、文集、戲劇、小說、民俗調查。考古發掘的作用,相反卻贊成在清史研究中盡可能多地利用年譜、地方志、文集、戲劇、小說、民俗調查、考古發掘。當然,如果能這樣做,那么清史研究就不是三重證,而是多重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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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何齡修:《悼念謝國幀先生》,載《清史論叢》第5輯。

[2]全祖望語,轉引自謝國幀《增訂晚明史籍考·自序》。

[3]商鴻逵:《述孟森先生》,載《清史論叢》第6輯。

[4]孟森:《滿洲開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202頁。

[5]順便提一下,“正史派”主要是研究政治史,這是與其本身的治學方法相聯系的。因為所謂“正史”,主要是敘述政治史。

[6]《明清史論著合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96頁。

[7]商鴻逵先生在1983年沈陽清代歷史人物評價討論會上的發言。

[8]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

[9]謝國楨:《我的治學經歷》,載《明末清初的學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頁。

[10]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

[11]柳亞子:《續憶劫中灰的南明史料》,載《懷舊集》。

[12]戎笙:《臺灣研究清史一瞥》,載《清史研究通訊》1984年第1期。

[13]單士魁:《談談明清檔案的價值及其利用》,《學習與思考》1983年第6期。

[14]鄭天挺:《清史研究和檔案》,《歷史檔案》1981年第1期。


??資料來源:《明清論叢》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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