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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論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

禹跡歷史地理學社 2022-05-06 08:51:58

摘要:地區多樣性包括景觀的多樣性以及歷史發展道路、模式的多樣性。地理環境、政區、經濟類型、移民、城市發展以及地方特權、方言、風俗是影響多樣性區域之生成、演變的重要因素。地區多樣性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構架和走向有著密切的關系。建立連續的區域歷史地理剖面是區城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對區域歷史地理剖面的考察可以從人口分布及其變動、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風俗等幾方面展開。

關鍵詞:區域;歷史地理;地區多樣性;地理剖面

中圖分類號:K92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一5374(2000)02一0222一07

作者:魯西奇


拙文《歷史地理研究中的“區域”問題》(《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圍繞歷史地理研究中“區域”的概念、其設定與劃分以及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內容等問題展開了初步考察。本文在前文基礎上,主要就區域多樣性及其與歷史發展的關系、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思路兩方面作進一步的探討,以期有助于對此問題的認識。

一、區域多樣性與歷史發展

即使是完全非專業的普通人,在其生活經驗中,也常常強烈地感受到不同區域之間在自然環境、居住人口及其生產方式、居住方式、文化形態(特別是方言和習俗)等各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異,而這些差異顯然與長期以來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換言之,這些差異是歷史發展的結果。法國年鑒學派的第二代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在《法蘭西的特性——空間與歷史》一書中曾用抒情的筆調寫到法蘭西的多樣性:

法蘭西的千姿百態說來己是老生常談。同樣還可以說,它的地域“斑駁法離為世所罕見”,頑強地顯示其令人驚嘆的“鄉土特性”,優如一幅“風景鑲嵌畫,其復雜多變竟是絕無僅有”。“遠行人足跡所至……景色始終在變化”。每座村莊,每個山谷,每個地區,莫不如此。……每座城市、每個區域、每個省份更各有其鮮明的特征:不僅是別具一格的自然風光,不僅是人打下的各種烙印,而且也是一種文化習俗,“一種生活方式,以及確定基本人際關系的一整套準則:父母和子女的關系,男女之間的關系,朋友之間和鄰居之間的關系”。

區域間在自然與人文面貌上的這些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過去的延續,它們“在昨天比在今天更加明顯”。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且不說在中國遼闊的國土上較大距離的區域差異(如大區之間與省際的差異),即便是在鄉村旅行,我們也會發現,每隔二三十公里,生活方式、自然條件、聚落類型乃至田野形象和色彩全都會發生變化。這些地域特性早已滲透在平民百姓的心坎中,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在外人看來,也許某些區域的特性不明確,或者地區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分界;然而,對于當地居民來說,這些地區特性卻是清晰地存在著的,本地區與相鄰地區的邊界也非常清楚。“就小型地區而言,邊界概念對我們已然(變得)陌生,并且這一概念看來似乎十分牽強……可是,在鄉下人的心目中,概念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毫不含糊。農夫們終日勞作在田野上,正是依據周圍的景物變化,他們能夠確定不同地區的分界線:例如,在小河的對岸,穿過小樹林,到了山坡下方,就是另一個地區了。”雖然隨著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進程,地區特性似乎正在逐漸消失,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每一個地區發生的變化,都有別于鄰近的其他地區,或者變化的方式各具特點,從而造成了界線分明的新差異。

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地理景觀(自然與人文的景觀)上,還表現在區域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過程與特點方面:不同區域經濟開發的進程與開發模式、、文化形態諸方面都會有很大差異。在漢代,當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業文明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時,長江中下游的所謂楚越之地,還是“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贏蛤”,基本上處于原始農業狀態。而自然條件與開發起步都比較相近的長江中游江漢一洞庭湖平原和下游的太湖平原在后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卻走過了差異相當大的道路,并形成了風格迥異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中原地區較早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實行統一的行政區劃;而在游牧民族地區,則長期盛行軍事奴隸制或部落聯盟,人民隨季節遷移。山區和邊疆地區人口稀少,居住分散,長期游離于中原王朝的統治之外。西北沙漠中的綠洲范圍有限,相互間以及與外界的聯系困難,所以形成“列國林立”的局面,其統治模式也與中原王朝有很大不同。凡此,都是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進程及其具體表現的差異,我們將這種差異稱為“歷史發展的地區差異”。也就是說,地區多樣性包含兩重場義:一是景觀(包括自然與人文的景觀)的多樣性,二是歷史發展道路與模式的多樣性。

地區景觀與歷史發展的多樣性根源于自然環境特別是氣候與地形的多樣性,而距離和遼闊地域則是其形成發育的前提。正是由于地域的遼闊,積年累月形成的地方特性才得以保存。需要說明的是,每當我們試圖討論區域問題時,第一個印象往往認為區域是為了管理、描述或研究的方便而設定的,事實并不盡然。實際上,區域是先于統一國家的客觀存在,正是在國家形成和統一的過程中,不同的地區以及不同地區的村莊和集鎮、集鎮和城市、地區(郡、州、府)和行省,才終于被縫合成一個整體。同時,,使多樣性的地區經濟成為可能,并進而保證了社會與文化之地區多樣性的存在。很難想像一個自給自足的寡民小國會有風采多樣的地區。一定規模的商品經濟是多樣性的地區經濟得以發育的基礎,而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下政府對于土地所有者的賦役關系以及對于城市和經濟活動的統制政策,在客觀上打破了區域間貨物流通的障礙,促進了商品貨幣關系的較早發展,從而提供了這種基礎。盧云在討論文化區域問題時,認為自然環境、行政區劃、經濟類型、移民以及城市發展是影響中國歷史文化區域之生成、演變的重要導因困,這幾方面與地區景觀及歷史發展的多樣性也同樣有著密切的關系。作為補充,我們還注意到地方特權和方言、風俗等文化因素在多樣性區域之生成與演變中的重要作用。這里的“地方特權”,,如京徽地區和邊疆地區,就常因其特珠地位而形成獨特的地理景觀以及歷史發展軌跡。至于方言、風俗等文化因素,則既是地區多樣性發展的結果,同時也是促進地區多樣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地區景觀與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體構架和走向有怎樣的關系?換言之,歷史發展的區域差異對于整個中國歷史發展是否有影響?有怎樣的影響?70年前,K.A.魏特夫(K·A·Wit-tfogel)在他的名著((中國的經濟與社會))(Wirtsehaftund Gesellschaft ,他認為“在中國處于農業國時”,這些核心區從西北到東北、到長江流域,曾有過3次變動;根據這些變動,他得出了中國文化發展三階段論的觀點。冀朝鼎于1935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

(Key Ee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 contorl,中譯本由朱詩鰲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則從中國歷史上基本經濟區的形成及其轉移入手,闡釋了中國歷史上交替出現的統一與分裂現象的經濟地理基礎。經濟區和經濟重心的概念與研究思路為中國史學界引進并繼承發展,而將其與中國社會發展聯系起來的思想方法卻因為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嫌疑而遭到擯棄。然而,魏特夫與冀朝鼎的思想方法卻給我們一個重要啟發,使我們認識到:從地理的角度,由中國地理區域的多樣性以及歷史時期區域開發層次的巨大差異入手,探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區域特征和區域差異,將有助于加深對中國歷史的全面認識。

布羅代爾在《法蘭西的特性——空間和歷史》中提出了一個看似很突兀的問題:“地理是否創造了法蘭西?”這一提問是基于法蘭西客觀上是一種地理存在的認識之上的。我們不妨提出一個類似的問題:地理是否創造了中國?這一問題的實質在于:地理環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制約和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回答這一問題顯然是筆者目前學力之所不能,我們也無意于進行幾近于文字游戲的單純的理論探討,這里只是提出一種思考的方式,即:從地理的角度,認識中國封建社會(我們暫時沿用這一提法)長期延續性的問題。

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與中國古史分期,特別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之間的時限如何劃分有關。西周封建說(一般認為始于公元前12世紀)為時最長,下至鴉片戰爭,共達3000年之久;春秋戰國之際(一般認為始于公元前5世紀)封建說,有2400多年;魏晉封建說也有1700多年。而西歐各國的封建社會一般是始于公元5世紀,結束于17、18世紀(典型的西歐封建社會,存在的時間更短);沙俄則始于9世紀,結束于19世紀;日本也大致始于9世紀,結束于19世紀末期。對比之下,即使取魏晉封建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延續時間也是最長的,其它二說則長到超過兩千年。所以,對比歐洲與日本來說,中國封建社會的確是長期的。因為長期,自然而然也就有停滯之說。表面看來,這在邏輯上是順理成章的。但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其中的問題:從宏觀上看,生產力是否還有發展?生產關系是否已經基本上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使之不能繼續上升?我們注意到,黃河中下游地區大約在唐代中后期開始,之后的一千多年間,大致可以說是已趨停滯。但長江中下游地區,特別是江南以及閩、廣與云貴各省,就都不然。正是在封建社會后期,這些地區經濟上才有較顯著的發展。只有到18世紀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經濟上也已趨于停滯。因此,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之說,看來最多也只能符合黃河中下游的情況,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就顯然不是如此。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區各有特點,其發展狀況也很不平衡。少數民族地區自不待言,漢族居住地,南北之間在歷史時期也很不相同。因此,不宜簡單地談論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性,而應區別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特別是從南宋以后,全國經濟重心已經南移,就更不宜以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為代表,作為衡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尺度。這一認識反過來又促使我們從地理的角度來思考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從地理的角度,我們注意到,中國地域廣大,也是原因之一。正由于中國地域廣大,所以當中心地帶的封建生產關系發展到了頂點、已成為束縛生產力的因素之后,人們就可以到其它地區尋找發展的機會,封建生產關系也就因之而轉移到一個新的地區,在這個新的地區,封建生產關系往往還是一種新的生產關系,不僅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還能起到促進作用,從而表現出某種生命力。中國封建社會經濟中心不斷遷移的過程,也就是封建的生產關系的重心不斷遷移的過程;同樣,邊疆地區、山區的不斷開發,也是封建的生產關系不斷擴展的過程。此其一。第二,由于中國地域廣大,不同的地區的封建生產關系也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關系形態是多種多樣的。生產關系的多樣性給中國封建社會生產關系的調整提供了更大的選擇余地,當一種生產關系形態已表現出僵化、落后時,就可以選擇另一種形態。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包容性與自調節機制與中國的地理狀況有很大的關系。

二、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一種思路

1.建立連續的地理剖面

歷史地理研究的任務既然是復原歷史時期的地理面貌并探究其演變過程、原因及其規律,那么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必然是恢復某一歷史時段的地理面貌,然后通過對不同歷史階段地理面貌的比較,找出其前后的變化。H.C.達比曾經指出:如果地理學家能夠勾畫出一幅在時間系列中過去某個點的地理剖面,那么他應能照此繼續勾畫出數個這樣的剖面。這些依次排列的地理剖面,便反映了演變。用歷史敘述的方法,可以將逐次的剖面連接起來。于是,一系列的剖面和對剖面的歷史敘述,便將地理學家的方法和歷史學家的方法結合起來。有許多學者在研究中采用這種方法,例如A.H邁耶(AIfer H·Meyer)在1935年發表的有關美國印第安那州北部和伊利諾州堪卡基濕地的研究,就是重建了4個時期的濕地地理面貌:1840年以前印第安人狩獵與法國貿易時期,1840一1880年先驅圍獵和拓荒農業時期,1880一1910年牧畜業與獵野禽時期,1910年以后玉米栽培與沿河渡時期。這樣的分期顯然是以土地利用方式為出發點的。達比于1936年出版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蘭歷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before A.D.1800)所采用的也是這種方法。

實際上,歷史(即時間的)剖面的方法傳統上用于歷史科學,按時代分析歷史事件是歷史學的特點。所有的歷史剖面可以按照一系列組成要素分類,、人口地理剖面、經濟地理剖面等。這些研究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區分及分析歷史剖面的系統方法,而其缺陷也是明顯的,即:它只能提供對某一種歷史要素在空間上的分布及其形態,而無法在整體上重建一個地區的歷史面貌。因此,我們試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建立整體性歷史剖面(更確切地稱之為“歷史地理剖面”)的方法,并以之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自然環境、人口、經濟和文化地理狀況。我們相信,連續的整體性區域歷史地理剖面的建立,是考察歷史地理區域之生成、演變過程及其規律的一個有效的方法。

連續的歷史地理剖面雖然的確可以提供有深度的討論,但在實行中的困難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地理景觀中的不同要素,既不是同時,也不是同一速度變遷的。例如濕地的水排除了,但是荒地并沒有開墾。有些資料要在不同的剖面中講了又講,有時甚至已經發生了變遷,重復仍難避免。”這些問題雖然也可以解決,但常常不容易找到妥善的辦法。最困難的還在于連續剖面的選擇要符合整個區域的顯著變遷。怎樣吹剖面時間密度是合適的?在前述邁耶的研究中,每隔三四十年就建立一個地理剖面,這在美洲近現代歷史地理的研究中顯然是必要也是可行的。但是,對于擁有漫長歷史的中國來說,建立這樣密集的地理剖面就不大可能,而且似乎也不太必要—因為在農業社會里,地理面貌的變化要緩慢得多。同時,布羅代爾關于“長時段”的概念及其所蘊含的思想方法也給我們以很大啟發。因此,作者在關于漢水流域歷史地理的研究中,就依據漢水流域整體地理景觀的變化,建立了5個時段的地理剖面,即:(1)新石器時代,(2)青銅器時代,(3)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6世紀,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4)7一13世紀,即隋唐宋元時期,(5)14一19世紀,即明清時期。這樣,每個地理剖面所涉及的時間段都比較長,有利于資料的使用以及對地理變化的考察。

2.連續居住、人口變動和土地利用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是探討特定區域地理環境下人類活動的基本規律,也就是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影響的區域特點。考慮到在一個特定的區域范圍內,歷史時期不因人的活動而發生的純粹自然的地理變化確是非常微小的,所以相對而言可以將不同時段的自然地理環境看做是同一的。在這一假定的前提下,美國地理學家D.惠特爾西(Derwent Whittlesey)與P.E.詹姆斯(Preston E.James)所提出的“連續居住”的概念給我們以重要的啟示。詹姆斯對新英格蘭南部黑石河谷景觀變遷的研究表明,在地理環境沒有發生較大變化的同一地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類種群采用不同的方式利用、改造自然環境,并創造了不同的文化景觀:土著印第安人使用原始的方法利用土地,創造了有印第安文化特征的地理景觀;早期歐洲移民發展了近代意義上的農耕,創造了近代農業經濟的地理景觀;工業都市時期這一地區的人群在來源、構成、觀念上均與農業文明下的人群有很大不同,他們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文化形式,加在鄉村景觀之上。詹姆斯指出:

黑石河谷地區的景觀是由相互重疊的文化印記的一個復合休組成的。三種主要文化—印第安土著文化、農村的歐洲人文化和城市工業文化,各自以獨特的方式改變了自然布局。印第安文化所創立的形式,截至今日還能從古代的貝篆、石片、破碎的器皿或隱約可辮的殘跡中看到。農村的歐洲人文化則到處可見,有些還承襲到現在,有些則已改變了它們的用途,還有些殘留為飽經風霜的遺跡或荊棘滿地的廢址,供人懷古憑吊而已……最后一類的城市景觀雖然面積較小,但卻占有重大的位里,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

同樣,在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規模不等的移民運動波及從海濱到深山的幾乎每一個角落,使絕大部分地區所居住的人群都發生過變化,其所創造的文化景觀及其活動所引起的環境效應也有很大不同。考察一定區域歷史時期居住人群的變化,及其所創造的文化景觀,對于探討地理環境之于人類活動的影響顯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也是一條切實可行的研究思路。

因此,人口移動與土地利用方式是此種研究思路的兩個關鍵環節。不同的人群通過對與土地有關的自然資源的利用活動,創造出不同的文化景觀,其對于原始自然景觀的改造方式、程度也各不相同。同時,同一人群土地利用方式的變化(包括管理方式的變化),也常常帶來文化景觀的變化。B.C.熱庫林指出:“在漫長的有史時期里,農業是居民的基本職業,因而土地使用對景觀的影響是很大的。從起源、熟化程度及變化的觀點研究農業用地狀況,不僅能夠作出過去土地使用特點的結論,而且能夠作出有關熟化了的地理綜合體發生和發展時間的結論。”他研究了俄羅斯聯邦西北部地區伐林耕作制和耕作農業制下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所引起的景觀的變化,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同一地理環境所蘊含的不同含義,是這一類型研究的典范。只是在他的研究中缺乏居住人群的變化,所以在他看來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更多是由于生產力的進步與人群觀念(包括價值觀)的改變,因此還不足以總結出不同類型的人地關系模式。

在傳統社會中,農業土地的利用方式與農業類型、耕作制度等有著密切關系。一般說來,人類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原始農業、粗放農業、自給性農業、集約農業和商品性農業等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農業生產由低階段類型向高階段類型的每一次轉換,實際上都意味著一次革命性的進步。耕作制度的演變過程則大致由撩荒農作制、休閑農作制、連作農作制、輪作農作制向復種農作制發展。耕作制度的演變與農業類型的轉換是相適應的,也反映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農業經濟的發展,而不同的農業類型與耕作方式下的地理面貌顯然是不同的,其人地關系的模式與內涵也有著巨大有差異。

此外,氣候變化是人類歷史上基本不因人類活動而發生(至少在工業社會以前是如此)、并給人類帶來深刻影響的最重要的自然變化。氣候資源的變化必然引起土地資源的變化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由此引起農業產出的變化,進而影響到作為一個種群的人口,人口因農業產出的區域差異而被動或主動地改變自己的分布,正是這種分布的變化才引出社會、經濟的諸多變化。反之,社會、經濟乃至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會引起人口分布的變化,而人口分布的變化必然會帶來土地資源分配與利用方式的改變,并進而影響到環境(包括氣候)的變化。因此,人地關系可能形成一條鏈。在前一條關系鏈中,氣候變化是變化之源,土地資源利用是中心環節。抓住土地利用這一中心環節,探討因氣候變化而引起的人口分布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諸種文化景觀的變化,是考察人類不斷適應環境變化、調整人類活動的空間結構與行為方式的良好途徑。在后一條關系鏈中,人口分布的變化(包括人口遷移)是最活躍的因素,它在一般情況下雖然會引起文化景觀的變遷,卻并不對環境特別是環境中的氣候因素帶來重大影響,但生態脆弱地區除外。以人口變化為線索,對環境脆弱地帶人地關系演化模式展開探討,必將豐富人地關系理論研究。

3.方言、風俗、居住方式

文化(狹義的,非物質層面的文化)景觀的地域差異是歷史地理區域多樣性的重要體現。譚其驟先生在《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一文中指出:“文化區域的形成因素則主要是語言、信仰、生活習慣、社會風氣的異同”。在《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一書序論中,周振鶴先生對此進一步申論說:

最能表現文化特征的首先是語言,語言(方言)的認同有時幾乎就是文化的認同。以我國為例,客家人的文化認同,首先就是以客家話為第一要素,而地緣方面的認同卻是次要的。但是究其實,語言很難說是精神文化還是制度文化的層面,它是超出于一般對文化進行分層的簡單化理論之上的。次于語言的重要文化因素一般而言是宗教。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宗教的不同,甚至教派的相異有時就是勢同水火的事,因此以宗教的差異來表示文化的區別通常是可行的。宗教以外,則應以風俗地理的研究最為多姿多彩。風俗包括民間信仰、風俗習尚、居住方式、衣食特征等等內容,既有物質層面也有柞物質層面。風俗的差異也很直觀地體現文化的差異。

同時,他還指出:“在中國,宗教地理似不如風俗地理重要。因為一方面,中國人宗教觀念比較淡薄;另方面,。因而,就國家宗教而言,在我國,區域性并不顯著,往往只能就同一宗教的不同特征進行點狀的分析。相反,在民間信仰方面,地域差異卻是十分明顯的,而民間信仰是應歸入風俗范疇的”。因此,語言(方言)與風俗常常是中國文化地理研究的重點,其地域差異也常被作為劃分文化區的基礎。

周振鶴先生將居住方式歸于風俗之中,誠然是有道理的,但我們依然將其分別出來,作為文化景觀的重要一項,并將它放在與語言(方言)、風俗同等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考慮到:

(1)居住方式的某些特點可以向我們揭示某些社會氣質和某些物質文明的特點。居住方式絕不僅僅是一種物質層面的文化表現,也包含著豐富的非物質層面的文化內容。居住方式的地域差異有時非常顯明地展現出地域氛圍的差異。“在印度封閉、退縮自守、嚴格集中、忠守勞動習慣和共同生活的古老村莊,和由許多還沒有社會中心的孤立農莊組成的美國大湖區的年輕鎮區之間,存在著多么深刻的差異!”同樣,當我們乘火車旅行從一個區域進入另一差異較大的區域時,就會發現沿途農村的房屋式樣和分布格局都發生了變化,我們無需考察方言和風俗,也會明顯地感覺到區域間的差異。且不說城市與鄉村在居住方式及其所表現的文化形態方面的巨大反差,僅就農村而言,聚居地區與散居地區人們的生活習俗乃至心理狀態都會有很大差別。阿·德芒戎指出:“居住形式的差異,到處都和自然的、經濟的、社會的差異有聯系。”他寫道:

每一居住形式,都為社會生活提供一個不同的背景。村莊就是靠近、接觸,使思怒感情一致;散居則“一切都談的是分離,一切都標志著分開住”。因此就產生了維達爾·德·拉·布拉什所精辟指出的村民和散居農民的差異:“在聚居的教堂鐘樓周圍的農村人口中,發展成一種特有的生活,即具有古老法國的力量和組織的村莊生活。雖然村莊的天地很有限,從外面進來的聲音很微弱,它卻組成一個能接受普遍影響的小小社會。它的人口不是分散成分子,而是結合成一個核心;而且這種初步的組織就足以把握住它。……”因此,從散居人口到聚居人口,有時存在著精神狀態和心理狀態上的深刻差異。A.西格弗里德撲常機敏地指出這一點:在分散農舍地區,是“在籬芭或樹行后面有點怕與人交往的離群索居,不信任人的個人主義”,對外人懷有故意,和對外來思想意識的一種不可滲透性;在村莊地區是集體行動的便利,配合的意識,外來影響的滲透和傳播。

(2)居住方式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體現出某些恒久因素,即便有演變,也很緩慢。因為居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條件和農業經濟的制約,而這兩方面因素在農業社會中的變化是相當緩慢的。同時,“任何住宅都是依據傳統范本建成或重建的,因循守舊在建筑領域比在其他領域勢力更大。”因此,居住方式的研究,比較適合從長時段的角度,考察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我們所說的居住方式主要包括聚落形態與住宅形式兩方面,兩者又顯然是緊密聯系的。以鄉村聚落為例,人們都能大致說出對華北平原、江南水鄉、四川盆地、云貴高原等各地鄉村聚落的印象,并能指出不同地區聚落形態所存在的巨大差異。顯然,聚落面貌有很強的地域性。這有成千上萬種理由。首先,聚落形態隨其主要生產活動的不同而不同,而主要生產活動的不同又是受到當地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的制約。隨便舉個例子,閩粵沿海的漁村大都臨海背山、面向海灣,住宅沿山坡分布;而華北平原的村莊則處于一馬平川的平地上,有寬廣的街道。江南水鄉(和其它地區)稻作區的農舍為了運送肥料和收獲莊稼的方便,大都盡可能地靠近田地;而華北平原上密集的鄉村道路網為牛車、馬車和手推車的行走提供了方便,從而使聚居的大村落成為可能。其次是建筑傳統的多種多樣、使用材料的各不相同,以及為適應氣候條件、為取水方便等原因而產生的地方特點。在江南,大約是氣候潮濕、土地緊張的緣故,很早就發展了樓房,并作為傳統延續下來;而華北農村則一直流行帶有院子的房屋。在秦嶺北坡,民居以窯洞和土房為主,屋頂鋪土層、陽瓦;南坡則多茅屋或板墻瓦房,陰陽瓦與屋頂之間為敷土層。在散居的地區,農舍盡可能地靠近田地,農莊與小村落呈星云狀分布,獨立的農舍或由幾家組成的小村在廣裹的田野上顯得孤零零的。但是,分散與集中并不是絕對分離的。分散居住的地方,也一定會有集中居住的大村落和集鎮;那些居住集中的地方,也包括若干偏僻的小村或孤立的農舍。實行散居還是聚居,以及村莊的大小,是環境、生產活動和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也有很多不確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采用怎樣的居住形式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結果,任何一方面因素都不能單獨決定它。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對區域歷史地理剖面的考察可以從人口分布及其變動、土地利用方式、居住方式以及方言、風俗等幾個方面展開,并結合氣候、地貌等自然地理因素的變化,探討區域人地關系的特征及其演變規律。


本文選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2期 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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